过去四十年，我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地创业和管理企业。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我经常与历届领导人会面，包括今年3月与习主席的会面。在此期间，我目睹了历届美国政府对该地区态度的不断变化。有的美国总统强调区域战略，有的美国总统则专注于中国。许多美国总统把促进贸易交往放在首位。过去十年，华盛顿两党日趋一致的优先事项是保护美国工人免受全球竞争的影响。在此过程中，美国战略界痴迷于将中美竞争视为一场新冷战。

这种新出现的政策正统观念是错误的，会适得其反。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挑战，美国若想建立更有利的力量平衡，就必须调整策略。美国下一任总统应该调整亚洲政策，在加强威慑的同时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如果没有这样的转变，美国将面临损害自身领导力和利益的风险。

中美都是大国，两国对国际体系的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然而，与冷战时期不同，中美被困在一个单一的国际体系中，各自都在争夺同一体系中相对更大的领导权和影响力。

冷战期间，苏联是一个孤立、四面楚歌、资源丰富的经济体，其工业和经济实力从未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相比之下，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比重的近20% ，远超巅峰时期的苏联。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总产值的35%以上。尽管两国近年来在推动减少对彼此的依赖，但双方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依然很高。两国的龙头企业仍然通过密集的全球价值链保持着紧密联系。供应链如今已覆盖全球企业网络。中美都在理性地限制对彼此关键产品的过度依赖。尽管中美在高科技和关键国家安全领域正在进行“选择性脱钩”，但试图完全切断两国之间密集的价值链是不明智的。这种努力不仅几乎不可能，而且还会损害美国经济，包括那些依赖中国中间品和生产能力的企业。

这种深度的相互依存关系并没有限制华盛顿捍卫关键利益的需求。甚至恰好相反，它反而提升了这种需求。正是美国对中国经济的深度依存程度要求华盛顿必须使用一切可用工具来保护知识产权，防范通过各种手段获取美国军事或经济优势的行为，并坚持公平对待美国企业及其员工。否则，任由一个国家，尤其是经济规模庞大的国家，通过不同的经济行为，给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在战略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也是行不通的。

与冷战初期不同，如今两个阵营之间没有固定的地理分界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感到不满的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他们都在加大力度抵御美西方的影响力和经济施压。它们的抵御越成功，它们对“非自由主义”行为体的吸引力就越大。但和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不同，中国仍是现有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在该国际体系之外的国家从混乱中获益，中国则不同。中国越是认同该体系，就越容易受到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比如，中国就不会轻易放弃发展同欧美国家的富有成效的双边关系。好消息是，中国将其同美西方的关系视为其历史性崛起的关键所在。

1992年，我刚开始在中国做生意时，上海街道的灯光昏暗，汽车稀少。人们骑自行车出行，步行推煤车供家庭取暖。如今，上海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化天际线。数亿中国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摆脱了极度贫困。个人购买人寿保险，企业购买财产和意外伤害险来保护他们的资产。这些进步只有通过与西方的接触才能实现。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我所认识的高层领导和商界人士，都不会忽视这一事实。